宁可先生与敦煌学
宁可先生学术兴趣广泛。自1946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至今，六十多年来他曾涉猎历史学、中国古代文学和天文学史等学术领域。仅就史学而言，也曾在史学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史和敦煌学等学术领域推出过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限于学力，本文仅就先生在敦煌学方面的贡献略作介绍。
宁可先生在敦煌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整理和研究敦煌写本社邑文书。先生自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开始关注这一课题。1957年，中国国家图书馆（时称北京图书馆）得到英藏敦煌文献的部分缩微胶片（S.6980号以前部分）。“文革”期间，先生曾利用一段时间到北图查阅这批缩微胶片，并抄录了数十件社邑文书，包括“社条”、“社司转帖”、“社历”、“社文”和“社状牒”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宁可师即把“敦煌社邑文书的整理和研究”作为他所从事的重要课题之一。1983年，我正式考为宁可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入学之初，先生即命我和同学李德龙在通读敦煌文献的同时协助他搜集敦煌写本社邑文书。大约用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把当时所知道的社邑文书找了出来，并印成图片。先生亲自把印出的社邑文书图版分类进行了编排，要求我们分类进行整理，最初由我负责整理“社条”，李德龙负责整理“纳赠历”。在此基础上，我反复研读社邑文书和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在硕士毕业时，我在先生指导下撰写了有关敦煌社邑与寺院关系的论文。
1986年毕业留校以后，我继续在先生指导下搜集、整理和研究社邑文书。通过再次通读当时所能见到的敦煌文献，又搜集到一批以往遗漏的社邑文书。而主要工作则是分类对敦煌社邑文书进行整理，包括释文、定性、定年等。初步释文完成以后，又反复与文书图版核对、修改。1988年至1989年，宁可先生还利用赴英国和法国的机会亲自将所有初步释文核对了文书原件，改正了很多错误。在此基础上，又经过多次修改，我们终于在1994年合作完成了《敦煌社邑文书辑校》，1997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资料搜集齐全，共收录敦煌社邑文书398件，比唐耕耦、陆宏基编撰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所收集的社邑文书（149件）多出一倍以上，几乎收录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敦煌遗书中的全部社邑文书，是对敦煌社邑文书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最为彻底的清理。二是录校审慎，释文准确。书中所收的社邑文书释文均经过反复核对，大部分文书释文核对过文书原件。经过努力，终于为学术界提供了最接近文书原貌的释文。三是整理与研究相结合。我们对社邑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历经十年之久，在该书中对近二百件文书的年代进行了考证，还考出了一批文书的性质，为学术界使用这批文书提供了方便。此书出版以后，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敦煌社邑文书最大的一次辑录及高水平的整理，又是近60年来敦煌社邑和社邑文书研究过程和成果的一个基本总结”（见李正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评介》，载《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第168至180页）。此书于1998年获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敦煌社邑文书辑校》书影
《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是“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中的一种。这套丛刊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六五”重点项目，策划和组织者是“敦煌文献编辑委员会”。“敦煌文献编辑委员会”成立于1983年，周绍良先生是编委会主任，宁可先生是常务编委之一。编委会在项目的筹划、作者的确定、书稿审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作为常务编委，宁可先生始终参与了“丛刊”的策划、组织和协调工作。这套丛刊至1998年出版了十种，以收录齐全、释文准确为学界称道。
在对敦煌社邑文书进行整理的同时，宁可先生发表了一些相关论文。其中最重要是“述‘社邑’”（《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此文初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条目“社邑”，后添加注释后作为论文发表。这篇论文对自先秦至明清社邑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各个时期的特点作了宏观考察。文中对唐五代私社虽然着墨不多，却是对大量敦煌写本社邑文书与文献资料进行了长期悉心研究的成果。作者指出，唐五代时期遍及城乡的私社，多数虽按地域组成，但只是部分居民多少自愿与自由的结合，其中也有一些打破了地域界限，按阶级、职业、性别结合。社人之间的关系是“贵贱一般”的兄弟关系，所以，这些私社是朋友之间从事共同事业、进行互助和教育的组织。与前代相比，它已经摆脱了全体村里居民参加、共同活动的农村公社组织形式以及宗法血缘关系的束缚。社邑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其自身在历史演进中逐渐成熟，另一方面也与唐五代时期土地买卖和租佃关系盛行，商品经济发展，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削弱，门阀世族制度衰落等因素有关。作者还指出，这些私社实际多数都在不同形式与不同程度上受到官府、寺院、军将、地主、富户的控制，为他们提供变相的赋敛和力役，成为封建统治者在经济上、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控制、奴役人民的一种辅助手段，其中尤以从事佛教活动的社邑为最。这篇论文把唐五代私社置于中国古代社邑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置于唐五代社会经济发展广阔的背景下进行考察，视野开阔，格局宏大。《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是在我撰写的初稿基础上，由宁可先生改写而成的。此文在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活动作了进一步考察。我们的研究表明：丧葬互助活动，是从事经济和生活互助的社邑的最重要活动。其办法是，社人家内遇有凶丧，立即向社司报告，由社司发转帖通知全体社人，社人携纳赠物品按规定的时间、地点集合交纳，纳物不足数、不按期或不纳，都要受到处罚。社人在丧葬互助活动中缴纳的物品包括粟、麦、面、饼、油及褐、麻、绫、绢、绣等，有的还须纳柴，有的在纳物外还要送葬，各社不同。在丧葬互助活动中，还有一种“立三驮名目”的办法。即要取得遇到凶丧时其他社人前来援助的资格，须在入社时向社司提出申请，，一次或分次向社司缴纳三驮粮食，再宴请社众一次。否则，就只有帮助他人的义务，自己遇到丧葬时却得不到他人的援助。显然，这种办法有利于社内的富户、官僚、军将而不利于手中乏粮的一般劳动者。营葬时社人纳赠物品的地点和纳赠数量，各社不一，但纳赠物品一般由社司收取、分配。从记载社人纳赠物品的纳赠历来看，当时营葬所需物品数目很大，不仅一般民户无力承担，就是中小地主、中下级官吏也难于承担。所以，丧葬互助是敦煌社邑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由我执笔成稿，和宁可先生联名发表的论文还有《北朝至隋唐五代间的女人结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敦煌写本社邑文书述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前文主要讨论女人结社的流行时代、性质、活动内容及其演变，其中使用的材料引起妇女史研究者的注意，在相关著作中得到引用；后文对敦煌写本社邑文书做了概要介绍。
除了对社邑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宁可先生还撰写过几篇与敦煌学有关的论文。《敦煌遗书散录二则》（《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一则为“英藏S.10号《毛诗郑笺》卷背字音录补”，对王重民先生、潘重规先生先后释录过的S.10号《毛诗》卷背字音又据原件补录、改正了五十二个字。一则为“敦煌卷子中的孟姜女诗”，首次对该诗做了介绍并刊布了释文。《敦煌文献与中国历史研究》（《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指出敦煌文献具有数量大（五万余件）、时间长（文献的时限从5世纪到11世纪）、关联性（各类文献在时间、空间与内容上多有关联）、类型多（包括各类经典、各类书籍、各语种文献等）、涉及方面广（涉及到许多学科）等特点，并进而说明利用具有以上特点的敦煌文献为研究敦煌地区历史、5至11世纪的中国历史、敦煌周边地区和民族的历史及中外关系史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材料。这篇论文虽然篇幅不长，但为新世纪敦煌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敦煌的历史和文化》（《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第一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是国图组织的“丝路与文化”系列讲座的讲稿，简要介绍了敦煌的历史与佛教的发展、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及敦煌遗书的价值、敦煌石窟艺术以及敦煌文化的特色。《斯坦因怎样盗骗了敦煌文物》（《百年潮》1999年第9期），介绍了斯坦因盗骗敦煌文物的经过。
宁可先生对敦煌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参与《英藏敦煌文献》的编纂工作。这个项目最初由张弓和宋家钰先生策划，并组成编委会主持其事。1988年11月，受《英藏敦煌文献》编委会派遣，宁可先生赴英国伦敦筛选全部英藏敦煌文献，即从英国国家图书馆、印度事物部图书馆、英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挑选的佛经以外文献以供拍照和出版。这项工作难度很大。“千年古纸，脆薄易碎，长卷十多米，残片不盈寸，翻阅须时时惜护留心；少量佛经以外文献，同大量佛经孱杂交错，又大都字迹了草随意，墨迹浓淡不一，再经岁月磨洗，漫漶难辨”（张弓《关于〈英藏敦煌文献〉的回忆》，《光明日报》2000年6月22日）。 至1989年11月，用时整整一年，宁可先生过目敦煌遗书一万五千余件，从中选出了二千余件。这二千余件就是后来《英藏敦煌文献》收录的文书图版。可见，宁可先生的工作，为《英藏敦煌文献》的编纂奠定了基础。挑选工作完成以后，宁可先生主持了其中十二卷至十四卷的编纂工作，任这三卷的主编。这三卷所收录的是S.6980号以后的文书，与其他各卷相比，这批文书作为整体没有刊布过图版，因而学术界对这批文书的研究相对要少一些，因而这三卷的编纂难度也就相对以大一些，其编纂的学术含量和图版的价值也就相对要大一些。此外，作为《英藏敦煌文献》编委会成员，宁可先生还参与了该书全书的定稿工作和组织工作。《英藏敦煌文献》的主要特点是图版清晰、定名准确。此前所出的敦煌文献图版，每因所依据的照片质量较差而效果不佳。此书所收全部影印图版，均系专为编纂该书由高级摄影师据原件直接拍摄并电子分色上版，其清晰度远优于《敦煌宝藏》等同类图集。对文书的定名则在吸收学术界数十年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查阅有关文献，解决了一大批文书的名称、性质和年代问题。此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荣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一等奖。《英藏敦煌文献》的出版还带动了《俄藏敦煌文献》、《法藏西域敦煌文献》等一批敦煌文献图集的编辑和出版。
除了具体从事敦煌学研究，宁可先生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筹建、组织方面也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国内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客观上需要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来组织协调国内的学术研究，推动国内外学术交流。在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主持下，宁可先生参与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筹建工作。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成立，季羡林先生任会长，宁可先生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协助季先生做具体的组织和管理工作。此后直至1992年，宁可先生主持学会秘书处工作将近十年。学会成立以后，工作头绪繁多。宁可先生主持的秘书处在争取中央拨款、制定经费使用计划、确定学会挂靠单位、筹建资料中心和编辑出版敦煌吐鲁番丛书等方面做了大量具体工作。最初由学会资助建立的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和兰州大学敦煌学阅览室，现在都已发展成为资料和学术信息齐全的资料中心，在敦煌学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推动学术交流方面，学会分别在1985年、1988年和1992年组织了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此外还在组织建立各地区分会和专业分会的基础上，指导各分会召开了多次小型专业学术研讨会。宁可先生在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期间所作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学会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和格局。
出处：《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6至20页，又《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第23至26页。引用请见原文。
部分图片出自：郝春文主编：《永远的怀念：宁可先生追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作者简介：郝春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本期编辑：悟滋